"辛苦夫人了。"他说。
就这一句。
我靠在他怀里,闻着他身上那股熟悉的、混合着墨香、药草味和一丝塞外羊膻气的气息,想哭,又想笑。我想骂他:你怎么瘦成这样?我想问他:你打仗的时候有没有按时吃饭?我想跟他说:你以后再也不要去了。
可我什么都没说。我只是抱紧了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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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来后他在长安歇了一年多。他那个老毛病——大概是安西风沙入的肺——又犯了,整日咳喘不休,我守着他喝药,一勺一勺地喂。可东突厥又反了。
开耀元年,阿史那泥孰匐自立为可汗,阿史那伏念勾结阿史德温傅余部叛乱。朝廷再下诏,他再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,二次出征。这一次,他已经六十二了。
这一走,就没回来。
噩耗传到长安的时候,是永淳元年冬天的傍晚。信使说,他是在军中病的,药石罔效,殒于军帐,年六十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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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,我坐在长安裴宅的灵堂里。
前头陆氏的三个哥儿都已成年,各自在别处守孝——老大在国子监告了假,老二正从陇右赶回来,老三在洛阳祖宅那边料理丧仪。我身边只有和守约生的老四和老五。
两孩子都已经睡了。最小的才三岁,睡前还拉着我的袖子问:"阿娘,阿爷什么时候回来?"我摸着他的头,说:"阿爷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。"
灵堂里点着长明灯。唐俗妻子本不为丈夫守灵——守灵是子孙的事,尤其是长子长孙要在棺旁铺草席"寝苫枕块"。可我让人在灵堂角落里给我加了一张胡床,我就坐在那里,靠着柱子,看着棺木。
棺木里的人,是我的小老头。
他回来的时候,我已经认不出他了。风干的尸体,瘦得脱了形,脸上全是皱纹,像一棵被风刮了几十年的老树。可他的手还是握着的——握了一辈子笔的手,最后握成了拳头。
我哭不出来。
不是不难过。是太难过了,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哭。我脑子里一会儿是他新婚之夜喝茶的样子,一会儿是他埋头吃饭的样子,一会儿是他笑着说"不是这个味道"的样子,一会儿是他回来抱我说"辛苦夫人了"的样子。
这些画面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,像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。我张了张嘴,想说点什么,可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,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
我只能坐在那里,看着那盏长明灯。
灯芯偶尔爆一下,火星子溅起来,又灭了。就像他这个人——亮了一辈子,最后也是"啪"的一声,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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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天后召我入宫,命我撰《女诫》十二篇。
我坐在麟德殿里,面前铺着雪白的麻纸,笔尖悬在砚台上,迟迟落不下去。
天后端详着我,忽然笑了:"库狄夫人,你这眉头皱的,比裴献公当年看吐蕃军报还紧。"
我低头,笔尖终于落下去。
"妾……"我声音有点哑,"天后,妾……不知从何下笔。"
"你不是从小就学《女诫》么?"她漫不经心地拨弄着案头的牡丹花瓣,"你娘逼你抄到手肿,难道白抄了?"
我想起我娘。想起她把我拘在洛阳的院子里,日复一日地念"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"。那时候我觉得那本书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,抄得手肿,恨不得把纸撕了烧了。
可我现在握着笔,却一个字都想不起来。
"妾……"我声音有点哑,"妾觉得,《女诫》里少写了一样东西。"
"哦?"武后挑眉,"少了什么?"
"少了……"我咬了咬嘴唇,笔尖在纸上洇开一小团墨,"少了饼要对味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