魔蝎小说

童之意的自白 从孤立到审判（第3页）

初二上学期，李知夏开始在年级里传我的黄谣。

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跟她无冤无仇，甚至连话都没说过几句。但她的嘴巴一张一合，一些我从未做过的事情、从未去过的场所、从未认识的人，就被编造成了栩栩如生的故事，在年级里流转。

她说我跟校外的混混有来往。她说我周末去网吧跟男生约会。她说我写过那种信。她说有人在校门口见过我上陌生人的车。每一个细节她都描述得活灵活现——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长相穿着，说得好像她亲眼看见了一样。但我知道她没有。因为那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可是别人不知道。那些故事听起来太真实了，真实到没有人会去质疑它的真假。人们只需要一个谈资，而李知夏恰好提供了一个足够劲爆的。至于它是真是假，没有人在乎。

那段时间，我走在走廊里，能感觉到四面八方的目光粘在我身上。那种目光不是小学时的厌恶和嫌弃——是一种更恶心的东西。是打量。是揣测。是一些男生脸上挂着的那种意味深长的笑。

我没有去辩解。因为我知道，黄谣这种东西，你越辩解，它传得越凶。你跳出来说“我没有”，别人会觉得你心虚；你置之不理，别人会觉得你默认了。无论如何，你都是输家。

我只能忍着。

与此同时，余承舟在传另一件事。

他说我有精神病。说我小学的时候就进过精神病院，说我脑子有问题，说我发病的时候会打人、会胡言乱语、会做出一些正常人做不出来的事情。他说得信誓旦旦，好像他亲眼见过我的病历本一样。

这个说法和李知夏的黄谣形成了一套完美的组合拳——一个证明我“私德败坏”，一个证明我“精神不正常”。两者加在一起，我就成了一个既疯又荡的形象。一个完美的、可以被任意对待的对象。

我开始在课桌上发现一些“惊喜”。有人在上面刻字——那个外号，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。有人在我的课本封面画一些侮辱性的涂鸦。有人往我的水杯里倒墨水，我喝了一口才发现，满嘴都是苦涩的墨汁味。我冲到厕所吐了半天，吐出来的水都是蓝黑色的。

我没有告诉老师。因为我知道告诉老师的结果是什么——老师会问“谁干的”，没有人会承认，然后老师会说“我知道了，我会调查的”，然后就不了了之。这套流程我已经太熟悉了。

我也没有告诉我妈。她那时候身体不好，我不想让她操心。

我也没有告诉我哥。他在外地工作，一年也回不来几次，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。

我就这么一个人扛着。每天早上去学校，坐在那张被人刻满了字的课桌前，翻开那本被人画满了涂鸦的课本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初二下学期，那个外号开始传开了。

它像长了腿一样，在年级里悄悄地蔓延开来。没有人当着我的面叫，但我总能在各种地方听到——走廊里两个女生擦肩而过时的窃窃私语，厕所隔间外压低声音的嬉笑，操场上三五成群的人看到我走近就忽然安静下来的默契。它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无处不在，却永远抓不住。

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不知道那是在叫我。我一直以为那是别人——直到有一天，我坐在前排，听到后面两个女生在小声说话，其中一个说：“那个外号说的就是她。”

我回过头，问她们：“你们在说我？”

她们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同时摇头，说没有没有，你听错了。

但我知道我没有听错。

那个外号像一只寄生虫，吸附在我的名字上，跟着我走过初二下学期的走廊，跨过初三的门槛。它没有随着时间消散，反而越长越大，越来越沉。到初三的时候，它已经不只是一个外号了——它变成了一种许可，一种“可以对她做任何事”的许可。

那些曾经只停留在背后的窃窃私语，开始变成迎面而来的攻击。

一开始是粉笔头。上课的时候，坐在后排的人会趁老师转身写板书的时候，掰下一截粉笔头朝我扔过来。有时砸在我的后脑勺上，有时落在我的肩膀上，有时弹在我的课桌上，发出清脆的“嗒”的一声。我回过头去看，没有人承认。所有人都在认真地听课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然后是纸团。揉得紧紧的，硬邦邦的，砸在身上的时候有种钝痛感。有人把纸团塞进我的书包里，有人把它扔进我的抽屉里，有人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它扔在我的座位上，我一坐下，正好压在屁股底下。我打开那些纸团，里面写着各种各样的话——有些是那个外号，有些是更脏的字眼，有些画着侮辱性的涂鸦。我看完之后把它们撕碎，扔进垃圾桶，然后继续上课，面无表情。

再然后是水瓶。不是装满水的——是空的，塑料的，砸在身上不疼，但声音很大。啪的一声，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刺耳。老师会停下来问“什么声音”，没有人回答。没有人会承认。我也不会指认，因为指认的结果往往是老师问“你有证据吗”，而我永远没有证据。

我学会了不回头。粉笔头砸在后脑勺上，我不回头。纸团落在脚边，我不低头。水瓶滚过桌面掉在地上，我不伸手去捡。我就那么坐着，目视前方，好像那些东西砸的不是我，好像那些声音与我无关。

但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在乎就停止。

他们只会因为你不在乎而感到无聊，然后换一种更有趣的方式来让你在乎。

初三那年，我哥报了警。

我哥比我大十四岁。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半大的少年了，与其说他是哥哥，不如说他更像是我的半个父亲。他上大学之后去了外地工作，一年也回不来几次，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礼物，会问我过得好不好，会在我妈骂我的时候替我挡两句。

那年他放假回来，看到我的状态不对劲。我瘦了很多，脸色很差，眼睛底下全是青的黑眼圈。他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最近学习压力大。他不信。他太了解我了。

他追问了好几天，我终于扛不住了。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——从小学三年级的孤立，到四年级的被套话，到五年级的烟头和垃圾，到六年级的冷水，再到初中的黄谣、精神病传言、外号、粉笔头、纸团、水瓶。我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，像是倒一桶积了太久的脏水。

我哥听完之后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说：“报警。”

我说没用的，没有证据。他说不管有没有用，先报了再说。

他报了警。

警察来了。他们找了几个同学谈话，没有人承认。所有人都说“没听说过”“不知道”“可能是误会”。警察又找了班主任了解情况，班主任说“这个学生确实比较孤僻，和同学关系不太好，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”。

警察问我有没有证据。我说没有。那些话都是私下传的，没有人会当着我的面说；那些东西都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砸过来的，我从来没有当场抓到过任何人。

结论是：够不上校园霸凌标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