魔蝎小说

童之意的自白 从孤立到审判（第4页）

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警察对我说的话。他说：“小姑娘，我们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是没有证据，我们没办法立案。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及时告诉我们，好吗？”

好。当然好。但是下一次呢？下一次我被人堵在厕所里泼冷水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先准备好录音笔？下一次有人拿烟头烫我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先找一个目击证人？

我哥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，用力按了按，说了一句：“以后有事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”

我说好。

但我没有告诉他的是——从那一刻起，我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。警察不行。老师不行。大人不行。法律也不行。

这个世界是不会替受害者讨回公道的。如果你想要公道，你只能自己动手。

这个念头在我心里生了根。但它沉睡了很久，因为它需要一个合适的土壤才能发芽。

高中三年，我不想多说。

那是一段灰白色的时光。我把自己埋在书本里，用学习来填满所有的时间。我没有交朋友，没有参加任何课外活动，没有和任何人产生任何多余的交流。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，上课、做题、考试、排名。

我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。选专业的时候，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填了法医。

为什么选法医？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。我给过很多答案：因为就业前景好，因为分数线合适，因为我对医学感兴趣。那些都是真话，但不是全部的真相。

全部的真相是——我想拥有一种力量。一种让我站在那些人对面的力量。法医是鉴定者，是证据的解读人，是司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如果我成为了一名法医，就没有人敢再随随便便地欺负我。因为我知道他们身上所有的秘密，我知道如何让一具尸体开口说话。

这是一种很扭曲的想法，我知道。但在那个时候，它就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。

大学五年，我过得很平静。

法医学的专业课很难，但我学得很好。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有一种天生的敏锐——我能从一具尸体上读出别人读不出的信息，我能从一道伤口判断出凶器的形状和角度，我能从骨骼的断裂方式推断出撞击的方向和力度。老师们都说我有天赋，同学们也都愿意跟我一组做实验，因为我的操作永远是最规范、最准确的。

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我遇到了陆星辞。

他是我实习期间认识的。那时候他刚从刑警学院毕业不久，分配到市局刑侦支队，而我正好在那个辖区做法医实习。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案发现场——一桩入室抢劫杀人案，我跟着带教老师出现场，他是第一批到达的刑警。

我记得那天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，戴着手套，蹲在尸体旁边，正在和另一个刑警讨论案情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法医的人来了？麻烦看一下尸体上的伤口，初步判断一下凶器。”

他的语气很公事公办，没有多余的热情，也没有刻意的冷淡。就是那种很正常的、同事之间的交流语气。

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后来的事情，说起来很长，但其实也很简单。我们一起出现了很多次现场，一起熬过很多个通宵，一起在解剖室和会议室之间来回奔波。他不忙的时候会请我吃夜宵，我也不忙的时候会帮他整理卷宗。我们从同事变成朋友，从朋友变成恋人，一切都顺其自然，水到渠成。

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正直、善良、有责任心，对工作认真到近乎偏执，对身边的人温柔到近乎笨拙。他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，但他会在加班到凌晨的时候，默默地给我带一份热腾腾的馄饨。他会在出完现场之后，不顾疲惫地送我回家，只因为“这么晚了不安全”。他会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什么都不问，就那么安静地陪着我坐一会儿。

和他在一起的那几年，是我人生中最温暖的一段时光。我甚至一度以为，过去的那些事情已经被我彻底放下了。我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有一个爱我的人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公寓。我可以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完这一辈子。

但有些东西，不是你以为它不存在了，它就真的不存在了。

去年秋天，我在医院门口偶遇了邓柏舟。

他穿着白大褂，挂着主任医师的胸牌，从门诊大楼里走出来，身边跟着一群实习生，前呼后拥。他看起来意气风发，事业有成，受人尊敬——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一样。

我站在马路对面，看着他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，扬长而去。

那一刻，我心底深处那个沉睡了多年的念头，忽然苏醒了。

我回到家，打开电脑，开始查他的资料。他的住址、他的家庭、他的工作单位、他的作息规律、他的社交账号。我像一个专业的侦查员一样，一点一点地收集着关于他的信息。

然后我开始查其他人。张予笙、钱景明、陈栩安、李知夏、余承舟——初中那六个人，我一个一个地搜。还有郑雨桐、孔曼菱、康念薇——小学那三个人，我也一个都没有落下。

我发现他们都过得很好。有的当了医生，有的开了公司，有的成为了当红明星，有的移民国外。他们在各自的社交平台上晒着幸福的生活——旅行、美食、聚会、升职、结婚、生子。评论区里全是赞美和羡慕，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对另一个人做过什么，更没有人记得那个被他们毁掉的童年。

我看着那些照片，看着那些笑脸，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：凭什么？

凭什么他们可以活得这么好？凭什么他们可以忘记自己做过的那些事？凭什么法律不能制裁他们，时间不能惩罚他们，道德不能约束他们？

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，还在半夜里被那些噩梦惊醒？

那个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响，直到盖过了我所有的理智。

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策划。

这一年里，我白天依然是那个专业、冷静、靠谱的法医童知意。我正常上班，正常出现场，正常写鉴定报告，正常和同事们开玩笑。没有人看出任何异常。

到了晚上，我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我研究每一个目标的习惯和弱点，规划每一起行动的路线和时间，准备每一种需要的工具和材料。我用我的专业知识来确保每一处细节都不会出错——我是法医，我知道警方会怎么勘查现场，我知道他们会提取哪些物证，我知道什么样的痕迹会被注意到，什么样的痕迹会被忽略。

我利用了所有我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东西，来实施这些谋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