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冷又饿,又经过如此非人恐吓的她意识开始模糊,她怕自己就这么睡过去,再也醒不来,就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去咬自己的下唇,疼痛让她稍回笼了些许清醒。
她要活着。
这个念头,比任何时候都强烈。
不知过了多久,天终于亮了,雨,不知何时也停了。小鸟在欢快地歌唱,她嗖的一下睁开眼。
光——
毫无防备涌进眼眶。
她怔怔地站在破败的屋檐下,仰着头,像一株压在石头下太久的草终于看到了光。
“活着。”
“真好。”
那时的她并不知道,未来真的有一束光在等她。
--------
刚到东莞那阵,她最怕的不是找不到工作,而是坐车。
文馨后来再想起那段日子,总觉得脚底板还残留着珠三角公路滚烫的粗粝感。
“马上走!差两位!”
“去长安?上车就走!”
车站外那些挥舞的手臂和殷勤的吆喝,像一张张精心编织的网。她上过三次当。
第一次,交了十块钱,被从莞城“卖”到厚街,再补五块;第二次,去常平,车在工业区转了俩小时,最后丢她们在一个陌生路口,司机指着远处一片厂房:“就那,自己走过去。”第三次最狠,说好直达虎门,结果中途被撵下车,眼前是个尘土飞扬的建材市场,离目的地还有十几公里。售票员是个精瘦的女人,嚼着槟榔,眼皮耷拉着:“刚才那趟车坏了,换这辆。再给八块,不然就这儿下。”
文馨攥着最后几张零钱,指甲掐进掌心。旁边一个同样被“卖”下来的大叔蹲在路边,狠狠啐了一口:“猪仔!真当我们是猪仔!”
原来人真的可以像货物一样被倒手,每一次转卖剥一层皮——不多,五块,八块,十块,恰恰是你舍不得豁出去争吵的数目。后来她听人说,九十年代的珠三角,这种事叫“卖猪仔”,是运力跟不上欲望时的灰色生意。但当时的她只知道,这五块钱,是她半个星期的伙食。
那天,她在建材市场的漫天尘土里走了很久,走到虎门时,天已经黑透。鞋子裂了口,脚磨出了水泡,一碰就钻心地疼。工作依旧没着落,而口袋里的钱,经过几次转卖,已少得可怜。
晚上蜷在十元店潮湿的铺位上,她盯着天花板上霉变的水渍,忽然做了一个决定:不坐了。
从此,她的地图不是车票上的铅字,而是自己一步步丈量出来的土地。
从虎门走到厦岗,大概三十多里地。她天蒙蒙亮就出发,背着一个破旧的书包,里面装着简历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半瓶水和两个馒头。
沿着国道走,路是热的,空气是烫的,重型货柜车呼啸而过,卷起的尘土和热浪扑满全身。
汗水流进眼睛,刺痛;脚上的水泡破了,黏在袜子上,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。
渴了就着工地上的自来水喝上几口,饿了就吃半个早上在菜市场上买的最便宜馒头。
但她心里却生出一种奇异的踏实。路是确切的,左脚,右脚。每一步带来的疲惫和疼痛都是真实的、属于自己的,不会被中途劫走。她知道要走到哪里,知道要走多久,知道每一步都算数。
走到厦岗时,通常是下午两三点。她找水龙头冲把脸,把磨破的袜子悄悄脱了塞进包里,换上最后一双相对完整的袜子,然后挺直腰板,走向那些工业区的大门。
“请问这里招工吗?”
“招满了。”
“打扰了。”
被拒绝,再走向下一个厂区。日头偏西,如果这一天依旧一无所获,她就得计算着时间,再走回虎门的十元店——必须在天黑透前赶到,否则不安全。